10月，上海徐汇滨江去年底新开的商场“保利·时光里”有个奇怪的展览开幕——一个两层空间，入口处陈列着十几双假鞋。一旁的墙上贴着些照片，拍的是福建莆田的街边招牌：椰子三叶草、中国新百伦、椰子爆米花、智慧大嘴猴。

“爆米花”是E-TPU（聚氨酯热塑发泡颗粒）的昵称，而E-TPU是阿迪达斯BOOST系列鞋底使用的重要材料。说起“爆米花”，那些喜欢买球鞋的人就知道大概是在说阿迪达斯BOOST。莆田一些本地制鞋者喜欢把这些热门词汇随意混搭，组合成新的品牌名称。这样申请商标既能通过审批，又可以蹭个热度。

展览空间二层分成了两个区域，一侧是帽子品牌CloudHatSystem（CHS）此前发布的两个系列，另一侧悬挂着纪实照片。照片中，被莆田当地人称作“阿冒”的假鞋贩卖者在夜色中开出小货车或轿车。人靠在后备箱前，棒球帽帽檐压低，底下烟雾缭绕，身边堆满五颜六色的鞋盒。

行为艺术家江帆在一层的Live空间为老爹帽的揭幕做了开场表演。四处散落的小型装置是CHS创始人张婷婷用莆田现场搜集来的物件制作的——当地常见的传统木雕、石雕、油脂灯笼和假鞋黏合在一起。

空间中央悬挂着一个白色气球连成的大圆环，气球上写有各种标签式词组：高品质假货、MadeInPutian、Cheap。江帆抚摸着这些装置，在圆环中旋转、挣扎、试图挣脱。吊绳断裂，气球散落在地。

这是一场当代艺术展，也是一场人类学资料拼贴，还是一场帽子发布兼销售会。

发布的新帽子叫“老爹帽”。名字来自被奢侈品品牌巴黎世家发扬光大的复古球鞋“老爹鞋”。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帽子的材料也完全来自老爹鞋，只不过是假的。

制帽师傅把赝品老爹鞋拆成一片一片：橡胶鞋底、网眼鞋帮、鞋面上红蓝或黄绿配色的面料、鞋带，然后再拼成帽子的形状。帽檐也分朝左和朝右，方便顾客买的时候试戴，看看自己遮哪边脸比较好看。

这些材料的来源和莆田球鞋一样微妙。今年年初，巴黎世家在写给一位买手的邮件中透露，他们计划把爆款TripleS，也就是老爹鞋的生产从意大利移到中国莆田。不过，售价还会是美元。这遭到了一些粉丝的抗议。当时巴黎世家解释说，这种变化只是因为莆田有技术把鞋款做得更轻便。

莆田人离这些说法都很远。当地出租车司机不管拉的客人来干什么，都会直截了当介绍当地特色：要拿货就去安福市场，想找原料可以去城东的材料市场。

张婷婷就是这样认识到老爹帽的原料的。材料全部来自在安福市场收集、拆解又重新组装的巴黎世家老爹鞋山寨品。帽子上除了CHS的logo，还有生产方莆田华远帽厂版师杨党恩的昵称：老杨。

帽子只做了顶，单价元，发售当天全部卖完。现场一个男孩觉得张婷婷他们定位错了：“你们没有经验，卖这个帽子前面至少还得加个一，1元。”

不过和办这个形式复杂的展览一样，张婷婷意不在卖货。

“巴黎世家做老爹鞋，和莆田做椰子爆米花的人本质上没什么区别，都是拼凑和复制碎片信息。TripleS复刻爸爸们穿的鞋，套上新的颜色和概念，贴上酷的标签和高价，用铺天盖地的营销引起人们疯狂购买。只不过因为品牌有几十年历史，有话语权，拼凑复制信息就变成了一个加分项，而莆田则成了这种疯狂营销和消费背后一个被嘲笑的映像。这些真真假假最后应该指向的问题是：消费者需要思考自己认可的价值到底是什么，花钱到底在买什么。”

她在展览现场演讲，还介绍大家认识名字出现在老爹帽上的版师杨党恩。做了二十几年帽子的杨党恩站在墙根，穿一身笔挺的西装，有点紧张。他举了举手，只说了一句话：“很高兴来到这个现场，很感谢设计师婷婷。我们经历了很多次磨合，终于做出来这个产品。”

随后发言的还有制帽方华远帽厂的副总经理周碧花：“莆田被灌输最多的一个概念就是仿冒多。我们花的力气其实不比别人少，但是一直做代工。我来这里就是希望把华远自己的品牌推出来，中国人设计、中国人制造，希望年轻人到老人都能穿我们自己做的东西。”

华远的生产经理李均华后来被年轻人围住时不停介绍：“我们给耐克、阿迪达斯、UA、新百伦做代工，市面上你能叫得出名字的运动品牌的帽子我们都做过。”

杨党恩、周碧花、李均华，还有华远自己的驻场设计师皇甫晨龙，他们既是张婷婷的合作方、“老爹帽”得以问世的助力者，也是一组学习者：他们想看看这些留洋回来的年轻人，能把这么奇怪的帽子卖给什么人。

他们四人都做帽子代工多年，但经验在筹备自己的帽子品牌LiveFree的时候很难派上用场。和LiveFree这个名字显露出的气质一样，这组人热切希望做成一些事情，但是还有点笨拙。

张婷婷，CHS创始人兼设计师

张婷婷生在湖北，长在郑州上街区。在她的记忆中，上街是一个从零开始、从帐篷生长出来的人造城。它依托国内最大的铝工业基地“河南铝业公司”而建，周围的人们来自湖北、湖南、东北或者上海，地方话交杂，过年时的风俗习惯也都不一样。

这些意味着张婷婷对家乡的认知是碎片化的。带着这样的印记去伦敦读书，本来模糊的自我认知再次受到冲击。和很多在海外求学的中国设计师一样，张婷婷试图从自己的文化里找设计原点，但发现没什么凭据。

大一在中央圣马丁读面料专业时，她喜欢在手工制作的面料里加入一些非常显性的日本和中国古典元素，比如鬼怪，但并未获得老师的认可。“你的东西符号感太强了。我作为一个西方人当然知道我想象中的东方文化是什么样的，但你自己的理解呢？”

这之后，张婷婷开始沉下心来从针织面料的每个线圈开始做研究。她发现遵循面料自身的物理特性，而不是试图熨平它，会更有意思。她试着用纱线拧出一些小结构，让它们自己站立起来，再把小结构复制或扩大，让面料本身完成大部分设计。

进入伦敦皇家艺术学院（RCA）攻读制帽专业硕士后，她又尝试把这种针织面料应用在帽子上。选择帽子是受一篇论文触动。其中提到，帽子如何承载了一个人的性格、想法、心态和地位，如何成为思维与外界的中介。

她的硕士毕业作品试图用帽子表达生活的网络化：收集3D打印机工作时的声音、金钱碰撞的声音、车水马龙声以及专辑《环球公民（worldcitizen）》中的歌曲，将它们制作成音频数据，转化成图案，接着使用电脑编程的针织机，一个像素对应一个针织环织出独一无二的面料。

毕业系列为张婷婷赢得了阿迪达斯足球部门设计论坛配饰类一等奖，她随后被邀请去阿迪达斯德国设计中心，研发年俄罗斯世界杯该品牌赞助球队的守门员手套。韩国队、德国队出场使用的手套都是她设计的。“可惜德国队都没有出线”，她说。

在材料图书馆里找资料时，张婷婷第一次得知了华远帽厂的母公司华峰。华峰成立于年，主业为新材料，在全国11个省市建有生产基地，旗下有两家上市公司，其中华峰氨纶是国内最大的氨纶生产企业。

张婷婷给华峰写了封邮件，遇上负责人在德国出差，直接见了面。聊到做帽子，对方提及，他们刚在莆田成立了一家帽厂，想做自主品牌。选择做帽子，是因为怕做衣服或鞋会让阿迪达斯或者耐克这样的大客户不开心，所以从小众品类切入。

“有空去看看吧。”对方说。

杨党恩，华远帽厂制版师

张婷婷出生那年，杨党恩刚进入深圳飞达帽厂。

这之前，他在老家福建漳州的一家国营工厂做了十几年车间主管。年，这家工厂在市场化改革后像很多国营企业一样活不下去了，大部分员工都停薪留职，被要求另寻工作。朋友把杨党恩介绍给了在深圳办帽厂的一位漳州老板。

“那时候理想和兴趣都是假的嘛。工作不好找，有人要你都很开心了。”杨党恩在国营工厂原本每月拿-块工资，和新老板聊天时虚报到块。“他说，我给你三倍工资，明天去深圳上班。深圳说远也不算远嘛，我就冲着钱多去了。从那时起就没离开过这个行业。”

杨党恩有股傲气，“没有帽子我不会做的，五分顶、六分顶，图纸到我手上我就能打出版来”。“最近很火的”吴亦凡戴的帽子umbro（茵宝）老杨就做过。他迅速翻出几张淘宝图片展示：有的卖多，有的卖0多。

在杨党恩的认知中，好帽子必须是圆的，而帽子要做圆离不开传统的打板方式：五分顶或六分顶。这类似剥桔子：从顶部分成五瓣或六瓣。

后来遇到张婷婷，小姑娘和他打赌能打破传统版型、且还能做出圆帽子时，杨党恩是不相信的。他做版师二十多年，工艺的确在变——印花、绣花、拼缝、烫钻，但款式不会有太大变化：无论渔夫帽、棒球帽、高尔夫球帽，都是五分顶、六分顶或者空顶。他时不时偷瞄几眼这个年轻人忙碌的背影，抛出“行不通啦”的评论，直到看到帽子成型才闭上嘴。

“原来大学还有帽子系啊。”张婷婷记得，这可能是认识一个月后，杨党恩抬眼看她、主动对她说的第一句话。

李均华，华远帽厂生产经理

国内帽子圈不大，知名的也就五六家，李均华都待过，掰着指头数出来：青岛前锋、扬州光大、深圳飞达、上海亚源。其中杨党恩也待过的那家深圳飞达已于0年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这些工厂数十年来都以代工为主业，只有扬州光大在做自己的品牌“力嘶”，注册在新加坡。

李均华在光大也待过，讲起它的故事有些激动：“光大老板最早是个国营帽厂的业务员，帽厂倒闭后他和合伙人把力嘶接下来继续做，成立了光大国际，但是力嘶这个牌子一直没丢。我帮光大在越南做过工厂，那里70%到80%的工厂都是中国人开的。但越南现在罢工很厉害，一条路一坐就三四个小时，整条马路坐得满满当当，就只好移到柬埔寨。”

李均华是湖北人，生在70后，没上过大学，年出门找工作时又遇上打工潮。美国一家叫派拉蒙帽业（ParamountHeadwear）的公司年出于成本考虑，第一次把帽子生产业务移到中国深圳，这也是李均华接触的第一个外国帽子品牌。

“我记得最早刚到广州，是人找事，不是事找人。只要有工厂要，我就去。”他做过塑料厂、箱包厂，但都不是太开心。年进入深圳飞达后，他的事业才算稳定下来，认识了老杨，从此在帽子圈做了二十几年。

在这二十几年中，垄断美国四大职业体育联盟（橄榄球NFL、棒球MLB、篮球NBA、冰球NHL）的帽子品牌DPM被飞达老板收购，随后被转手卖给一个犹太人，接着又被卖给一个德国人上世纪20年代在纽约成立的帽子品牌NewEra。李均华喜欢给旁人讲这些故事。他觉得挺骄傲的，虽然资本运作和他没什么关系，但无论换了多少个老板，这些帽子一样都得从他这个车间主管这里经手。

他还养成一个习惯，出差时给路上戴帽子的人计数，这也算市场调查。看到有人戴自己做的帽子，或者遇到10个人中有两人戴帽子，他就感到心情愉悦。

李均华离开深圳飞达后，又辗转去过扬州和青岛。再次南下莆田除了因为适应不了北方寒冷的天气，还因为周碧花的提议。后者跟他说，一起做个自主品牌吧，LiveFree。

周碧花，华远帽厂副总经理

台湾人周碧花一头短发，有点胖，说起话来爽快直接，声音洪亮；胸前挂着一枚用银边镶嵌的玉观音，说话时喜欢不时抚摸它。

周碧花出生在桃园，第一次到大陆是年，此后就几乎没再回台湾。阿迪达斯在台湾设的第一家工厂就在桃园，周碧花的哥哥也在附近开了家自己的工厂做鞋履代工。在大学读企业管理期间，她在哥哥那里帮忙，学会了用针车做车缝；她自己也同时开过一个加工厂，把需要加工的鞋面送到附近的主妇家里，让她们做针车，放学时再收回来。

毕业后，周碧花进入贸易公司美琪工作。公司里懂鞋子又有高等教育背景的人不多，她因此升得很快，23岁就做了海外部经理，而同级别的人大多在50岁以上。年，美琪在广州开设了分公司，包下白天鹅酒店一整层做办公室，员工宿舍也包在酒店里。周碧花也一起去了广州，在那里认识了先生，一个上海人，随后回台湾结婚生子。

儿子读到小学一年级时，周碧花闲不住，在报纸上读到台湾鞋厂宝成的中山工厂在招工，听说中山环境不错，就申请入职。这是90年代初，宝成是受人力成本低及税收优惠政策吸引进入大陆的第一批台资厂之一，用工量大。周碧花记得工厂门口总是堆满了想找工作的年轻人，他们拿着简历，等待人事部门来挑肥拣瘦。

周碧花一直做到宝成逐渐撤出大陆，把工厂转移到东南亚。她那时刚打算退休，但被华远母公司华峰集团提出的优厚条件吸引，去了莆田。

华峰负责人对张婷婷说的“成立了一家帽厂”，就是华远；而“想做自主品牌”，就是后来周碧花的LiveFree。

张婷婷，CHS创始人兼设计师

和华峰负责人的那次会面过去快半年后，张婷婷才第一次在莆田见到华远的人。

毕业后，她原本打算留在阿迪达斯工作。一切看上去顺风顺水，除了自己的创意要么看不到下文，要么被安上其它设计师的名字。这是在大公司里做螺丝钉要付出的代价，运气好的话能出头，运气不好才华就此埋没。张婷婷最后还是打算趁着热情回国做些事，做自己想做的帽子：年从皇家艺术学院硕士毕业后，在伦敦成立帽子品牌CloudHatSystem（CHS）。

为了寻找合适的加工厂，她按照负责人的说法，去了莆田看厂。

她其实看到了一个生态。

在安福市场接触到的那些边喝茶边谈假货生意的“阿冒”，以及工厂里勤恳工作的工人，让她感受到这座城市的两面性和复杂性。一方面很多人想转型、不想再背负假货的名声，一方面人们又在疯狂模仿和堆砌大牌元素。有向好的心，但也做着被利益驱使的事。

“工厂里的人都知道品牌是个好东西，但他们知道的‘好’是‘正品的东西比我们贵十倍’。但是品牌是什么？为什么可以这么贵？我们如何也能有品牌？他们并不清楚。”

给自己的品牌找代工厂的同时，张婷婷也有了别的想法——如果CHS那些初看古怪的设计能被消费者认可，传统制造业者们也许能够慢慢理解保护新的东西、保护创造意味着什么。

周碧花，华远帽厂副总经理

周碧花是替华峰成立帽厂的那个人。

传统代工厂为什么要转型做自主品牌，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问题了。今年进出口关税调整后，一些美国客户试图把生产移出中国，华峰代工业务接到的订单量在下滑。周碧花也很清楚，同样做3万顶帽子，做自主品牌一定会更赚钱；做代工如果订单量不够，就只能保证工人的工资。

有27年历史的华峰试图转变。过去它只是织布、卖布，前两年请来德国和英国工程师开始做材料研发，针对客户提出的终端产品需求开发最适合的布料，并且申请专利和品牌标识。他们不久前刚注册了一款叫Haptic的面料技术，用黄宝浆料做涂层印刷，但透气且有发泡的效果。阿迪达斯再找华峰定这种布料，就得付专利费，并且得在鞋子上也贴上Haptic的标识。有日本客人来联系华远，想订一批环保纱帽子，周碧花去另一家材料厂远东纺织订完布材，马上提醒母集团尽快对环保纱做投资。

华峰也愿意下成本。成立帽厂一般一百万元就足够，年周碧花跟着母集团负责人到上海织机展看新机器，一台最新的帽子织机要万，华峰一次性为华远帽厂买了40台。

但她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一群不懂帽子或鞋的人能把它们卖出天价，而真正懂的人却只能拿利润的十分之一。

国内一些品牌面对工厂的态度令她不悦：即便请了流量明星代言、到国际时装周上走秀，本土运动品牌还是喜欢跟在国际品牌后头做设计。下订单前，他们往往对工厂逼得紧；待工厂参加完初选、一选、二选，交出了十几种改良样品，他们可能又改口说不合作了，拿着样品转头去找更便宜的工厂仿制，并且不支持任何样品费。

华远选择帽子做自主品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做衣服或鞋风险太大，如果引起耐克、阿迪达斯、NewBalance等大客户的不满，丢了订单，整个工厂三四十万工人的饭碗可能都会受影响；帽子的利润没有鞋高，但不比衣服差；帽材和鞋材是相通的，只是克重不同——鞋子面料厚，克重，帽子只有——且鞋子的潮流比帽子领先至少一个季度，只要把鞋材的纱线改换下，帽子的潮流可以轻松跟上。

但这些都是从制造行业的角度在思考问题。对消费者需求以及市场销售和营销渠道的理解，是周碧花等人的短板。实际上，深圳飞达在这件事上就吃过亏。8年奥运会时，飞达花重金拿下了奥运会福娃帽子的专利，但赔得很惨。

周碧花信佛，也信因缘。年把李均华、杨党恩和皇甫晨龙拉到一起成立华远帽厂，决定推出自主品牌LiveFree时，她也觉得是“天时地利人和”。

杨党恩当时正好打算回漳州老家，莆田离得不算远。周碧花劝他：“这辈子做帽子做到现在这样，你还是觉得很有收获吗？”

皇甫晨龙，华远帽厂驻场设计师

在华峰的诸多驻场设计师中，周碧花对皇甫晨龙印象最深。她记得这个年轻人设计图画得漂亮，不拒绝新事物，而且学得快。让他设计鞋子，他不会以“我只会做帽子”为由推脱，而是请教两者有什么共通之处。

皇甫现在是LiveFree的主设计师。他与李均华在深圳飞达共事时相识，后者加入华远时把他也拉了过来。

虽然和张婷婷算得上一代人，但皇甫的生活经历和设计生涯截然不同。

他生在兰州一个富裕家庭。父母经营着一家影楼，姥姥是语文教师，姥爷从事建筑设计，舅舅也在美国做建筑设计师。受环境影响，皇甫3岁时开始学美术，平时喜欢摄影、画画。到江西学服装设计后，虽然也花了点精力找工作，但家人很快帮他安排了去向：到深圳飞达做设计师，舅舅的助理是飞达老板的干儿子。

皇甫不属于那种叛逆的年轻人。他习惯了从小到大都被安排妥当的人生，但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也不认为这是不努力的借口：“我的想法是你就借着这个机会认认真真去学，术业有专攻，不要老想着跳槽什么，至少得一年两年才能把基础学完。”在飞达，皇甫待了4年。

收到周碧花关于创立LiveFree的邀请后，皇甫也没怎么犹豫，带着妻子儿子搬到了莆田。他觉得比起飞达，华峰旗下业务从面料、衣服、鞋子到帽子都有，可以学的东西更多。

在莆田，皇甫的办公室就像一间样品房，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帽子：提花帽、一片帽，根据不同织法的面料开发出不同风格。客人们来到莆田往往直奔这里，选出心仪的款式后，稍做些微调，贴上他们自己的品牌Logo，就可以等待出货了。

面对那些一周五天坐在办公室里的设计师，皇甫有种优越感。即便是安踏的内部设计师来，也要听他的意见决定如何修改图纸才“实际”。驻场的好处在于，如果不清楚一个设计在工艺上是否可实现，只要下楼花几分钟看看生产线就能立刻弄懂。和杨党恩磨合了七八年后，皇甫也不需要太多沟通时间就能与他合作将图纸迅速变为成品。

张婷婷刚来莆田时也被皇甫划归到“办公室设计师”里。“再漂亮的东西不能变成现实也没用”，皇甫对她说，并且向她解释一些工艺上的局限性，“比如升华转印，不是所有面料都可以转印上去。有的面料颜料吸得多，有的吸得少，印出来效果和设想的完全不一样。还有些是不高温印不上去，但用高温又会把面料印坏了。”

相对的，张婷婷为他补足了想象力。“她有很多奇思妙想，很多好玩的创意”。他也欣赏她们能吃苦，“连续一个月，三个女孩每天在帽厂里待到12点多自己做东西，现在的年轻人中这样的不多了。”

周碧花给《好奇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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